黄郛是不可饶过的一个人物 为什么黄郛后人却经常为他辩解

  在中国民国史上,黄郛是不可饶过的一个人物,他参与了近代中国很多重大事件。他是蒋介石的干兄弟,但是做了很多汉奸做的事情,比如说他一手操持的“塘沽协定”,就明确了日本侵占华北的合法化。但是,对于黄郛,后人却经常为他辩解。这是为什么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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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黄郛)

  黄郛有一个古难的童年。他6岁父亡,遭族群挤轧,随母迁到杭州。在慈善学校免费就读,于17岁取得生员资格,在杭州开馆教书。

  24岁的时候,黄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武备学堂,后保送日本留学6年。在日本,黄郛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,成为孙先生最早的追随者之一,创立同盟会 “丈夫团”并任团长。武昌起义后,黄郛与蒋介石一起,参与了陈其美主持的光复上海活动,由此成为结义兄弟。

  辛亥革命爆发时,黄郛在陈其美的沪军任参谋长,指挥克复沪、浙,又参与领导江浙联军,首先攻克南京,定都南京,成立民国,这一系列重大步骤,总策划人即是黄郛。

  1924年,黄郛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,驱逐了溥仪,又囚禁了曹锟。后来,黄郛成为代理内阁总理,摄行总统职权。这应该是他一生中的权 利高峰,成为国家领袖,代表中国对外发令。后来,段祺瑞复出,黄郛被迫辞职。

  北洋军阀倒闭后,1928年初,黄郛被推荐为南京政府外交总长。后来,蒋介石遇到了棘手的事情,就找到了干兄弟黄郛,没想到因此背上了人生污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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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蒋介石)

  北伐战争期间,日本人发动了“济南惨案”。当时,日本少壮军人以保护侨民为借口,出兵济南,进攻中国军队,杀害国民政府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官员。重炮轰城,中国军民死伤达万计。

  当时的军事情形是蒋介石为了北伐的需要,只想与日本人妥协,他又不愿担当“亲日和议”的骂名,一切谈判,就交给了干兄弟黄郛出面。

  黄郛多次急电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严重抗议,并致电国联寻求帮助,但投鼠忌器,对济案处理的立场无法强硬。国人对黄郛外交交涉不力强烈不满,将外交政策的失败全归结到黄郛的身上。黄郛代蒋受过,吃足了窝囊气。

  后来,民愤太大,黄郛辞职。

  然而,这刚刚是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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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黄郛)

  1933年春,日本侵略者的铁骑已经越过长城,直逼通州,平津吃紧,华北危如累卵。国民党其时的军事力量,对日本军队完全无抗衡的可能,再加上蒋氏还把大部分的兵力用于江西的“剿共”上。中日交涉停战,已经是迫在眉睫。可是,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与交涉,是何其棘手!

  南京政府的高层对处理华北政局的态度颇耐人寻味,一方面需要摆出高蹈的姿态,做给全国大众看,义正词严地要求黄郛对日本人绝不姑息。无论是最高领袖蒋介石还是行政院长汪精卫,在报纸上发表的官样文章和讲话,都是如此。而私下的电文往来,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为了尽早安定华北,使得日本人不再进逼,蒋汪都最大限度地授权给黄氏,要求他“权宜行事”。“除签字与承认伪(满洲)国,割让四省(即东三省)之条约外,其它条约皆可签应”。

  这其实就是一个汉奸该做的活,黄郛心理非常清楚。但是,他明知是火坑,但必须有人去跳!他不去跳,难道让负有更大责任的蒋介石去跳吗?仗义的黄郛,又为蒋介石做了一次汉奸。

  当时,由于积年受日本人的侵略,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沸腾已极,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,都会被视为“卖国”,因此官员在和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,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。如此两相夹逼,黄郛就像火上被烤的猴子。到了后来,他实在受不了蒋汪对外冠冕堂皇的讲话带来的窝囊气,在给蒋介石有份电报中愤然云:“弟(蒋介石)如要兄(黄郛)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,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'共尝艰苦’之旧约,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,使后世单阅电文者,疑爱国者为弟,误国者为兄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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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塘沽协议签订现场)

  在黄氏殚精竭虑的斡旋下,1933年5月,屈辱的城下之盟“塘沽协定”终于签订,日本军队暂时撤出长城之外。 协议中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、通州、宝坻、芦台所连之线以西、以南地区,以上地区以北、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,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、热河的占领,同时划绥东、察北、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,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。

  “塘沽协定”给黄郛一生的政治和外交生涯带来了巨大的屈辱。黄郛在华北的苦心经营为社会舆论所不容,一时间责难纷起,备受指责。

  1933年8月,天津《大公报》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,他说:“这一年来的经过,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,甘心做卖国贼,尽做矮人;我并非不知道伸腰,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,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。”

  这件事引起的民愤非常大,不久黄郛辞掉了所有职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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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黄郛)

  现在的学者评价黄郛这个人时,认为他非常有争议,做了汉奸做的事,但是得到的评价,却是很多人为他鸣不平,认为他是在华北任上经手的几起谈判和签约,都是在中方极端不利的前提下进行的。他接受这样的担子,自己很清楚是如何的棘手。每次签约,都是在反复的斟酌、平衡和退让中进行,可以说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。

  之所以这样评价他,还和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有关。

  1928年5月,黄郛辞去外交总长一职后,偕夫人沈亦云同游莫干山,从英国人琼司太太手中买下“春园别墅”,取名“白云山馆”。此间,黄郛在莫干山,一直致力于当地的新农村建设,与庾村农民结下深厚友谊。

  黄郛一有空闲,即到山下农村走访。他发现,环山数十里的山民大多目不识丁、怠惰、贫穷、守旧。孩子们没有书读,于是在莫干山推行了一系列农村改良举措。

  1932年6月,黄郛开办了莫干小学,聘请友人来主持校务。他认为,创办学校是改良农村、改变农民贫愚积弱面貌最根本的做法。在开学典礼上,黄郛致辞说:“我夫妇二人将来即以学校为家,愿乡村父老予以合作,使莫干小学成为我们农村改进的先声,莫干小学的学生个个成为地方上有用的人才。”

  此外,黄郛还在庾村推进改良中国农村的试验,1933年4月,他发起成立“莫干农村改进会”,自任理事长,办事处就设在莫干小学。黄郛夫妇夫唱妇随,以莫干小学为中心,兴办了一系列农村事业,办农民夜校,改良农业技术,兴建蚕种场,建立农村信用合作,开展灾荒救济,发展卫生事业等等,造福一方百姓。黄郛还兴建了文治藏书楼,藏书极为丰富,有各种典籍万余种,不仅向师生开放,也欢迎村民借阅。

  1936年, 黄郛逝世,但是他推行的莫干山农村改良举措却持续到了1950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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